悦目而真实的历史小说——读《张居正传》金庸我读连载小说，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，经常是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，熊召政先生的近作《张居正》就是其中之一。这部篇幅庞大的历史小说，是香港明报出书社出书的（四卷本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书社在内地同时出书，香港出书时改为《张居正传》）。由于我和这家出书社的历史关系，我有了一点小小的“特权”，当《张居正》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，我已经可以先拿得手，津津有味地开始阅读了。我享受任何“特权”有一个原则，那是：“这项特权绝不行故障、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。

”先读《张居正》，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，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，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兴趣。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，我就绝不使用，因为那是张居正所坚决阻挡，毕生努力敷衍的“豪强作风”“恶霸行为”，我自己也是十分藐视的。

几年前，有位朋侪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彰我一件小事：我们二人去观光香港的书籍展览会，排队入场的人数许多，我们排了良久还是轮不到。我就说不排了，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再来。那位朋侪问我为什么不使用“特权”，因为我是参展的出书社的主人，有“特权”可以不必排队，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，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正地被挤在外面，故障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。

这是件很是小的小事，基础不值得一提，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，但我以为，这种“公正”“反特权”看法，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。张居正“施政”实际上就是“居其正”三字。历史小说不是历史，是小说。

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，而其内容大要上不脱离历史。既然是小说，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，有富厚的人物，既有性格，又有心田生活，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，有他的难题，他的坚强与软弱，他的迫不得已。所谓大要上不脱离历史，不光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，精神上与看法上也不能违反。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，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太过。

法国大仲马写《三个火枪手》，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、路易十四的朝代，武士可以用火枪，但不能用新式手枪，中国的历史小说，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，家里不能开空调，他虽注重法治、公正、阻挡大田主逃税，但不能有马克思主义。熊先生是英山人，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。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、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，我阅读时自愧不如，又很佩服，我相信他做了许多观察研究的事情。和他碰面时，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，以作为我修改《碧血剑》的凭据。

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，在我那篇《袁崇焕评传》中，我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，我这样写：“从万历元年到十年，张居正的政绩粲然可观，在那时候，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、最茂盛的大国。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钦慕憧憬……”我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，其中很大部门是张居正的劳绩。

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《万历十五年》，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伍于欧洲，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治理国家。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外五年，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松弛，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，中国还远远地走在前面。至少，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这些大都会远比伦敦、巴黎要越发卫生、洁净和先进。

其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治理国家，而是明朝中央集权、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（明太祖手上建设的君主绝对专制），张居正重视“制度”“法治”“公正”，纵然在封建统治下，也能很好地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。他注重“循名责实”，用现代的名词来说，大致上即是“实事求是”。

《张居正》虽是小说，但比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样的学术文章，越发真实，越发靠近事实。历史小说有“古为今用”的作用，但不能以“古为今用”作为目的而写小说，那有可能会牵强附会，委曲影射的作用。

在文学上，“主题先行”的作风从来是不会乐成的。要写主题，就清楚明晰，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。我浏览《张居正》，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“实事求是”掉臂小我私家成败，刻意为了国家，阻挡特权，攻击豪强，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，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情感，并不委曲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，影射现实，反映现实。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，昔人就是昔人，真实地抒写昔人，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。

原载于《明报月刊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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